我的北京

找图片顺便整理电脑时，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旧文。04年写给新京报的“新北京观察”栏目。那年春天我初来北京，沙尘暴特别大，高压线剧烈的摇曳，我嘴角抿着沙土，胸口灌着风，鼻尖儿上满是温暖的电花儿。每天早上，我从燕郊坐上930，车上载满了进城的民工，双眼紧闭，双手抱胸，浑身散发着梦的臭味……这些味道如今已浸入我的骨髓，当我终于下了一个决定，以一种更为骄傲的方式去梳理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时，耳机里抽出的新枝就迅速地将我抽打和旋转。

断裂的记忆

多少年来，封建时代的帝都北京一直是一个公共的、值得守护的旧梦，它存在于历史、建筑、文化以及市井生活的细节之中。我看到 "新北京观察”上众多的民俗学者竭力地挖掘点滴的意象来提醒和恢复我们健忘的文化记忆，但这一切远远抵不上它消散的速度。

百年以来，受启于进化论和现代化的狂想，我们一直企图以当代的趣味去篡改历史，除了那些皇家建筑象征性地得到保存以外，以胡同为代表的市井文化被连根崛起。走在王府井步行街上，你会有置身于上海南京路的错觉，昔日的房檐勾连的店铺被置换成殖民风格的商业大厦，只有在小吃街吆喝“爆肚”的京腔中，你才忽然会嗅到几分旧时代的气息，像在滥俗的书店里淘到几本好书一样沾沾自喜。这种喜悦，偶尔也诞生于长安街两侧建筑的旧式房檐上，虽然，你随后就会为瓜皮帽与西装的错置感到遗憾……“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这样谈起他的倍受争议的作品。在这一点上，他倒是捕捉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现实。

是的，记忆的断裂，时空的错乱，建筑是文化的表征，我们没有时间来消化文化的碰撞，也没有精力对传统表示足够的敬意。在西方，建筑风格的更替往往经历了几百年，这么漫长的时间足以消弥风格差异所带来的冲撞，在城市化加剧的现代，即使没有时间来解决矛盾，也以空间的让步来表达对相异美学的尊重。内城作为文化的根被保留了下来，现代建筑围绕着它向外扩散，在那里，时间是驯顺的，在风格的交替中显示了它的线性秩序。如果从外城走向内城，你会依次感受到时间的变化，并由此建立关于自身的文化记忆。而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冲刺已使我们丧失了自身的根。

陈凯歌的十分钟新片《百花深处》描述了记忆的断裂给人带来的心理影响。这是一个关于失忆症的故事。又一座高层住宅竣工，在业主搬家的鞭炮声中，一个疯子固守着紫檀衣厨、鱼缸与前清花瓶的记忆，但惟有老树依旧，昔日有着迷人意象的“百花深处胡同”如今已被夷为平地。影片颇耐寻味的是关于老四合院房檐上铃铛的细节，铃铛的铛子尚在原处，铃铛却被掩埋在百米之外的沟里，借助于荒谬的视角和恍惚的错觉，记忆的点滴碎片突然被全部激活，铃铛风响、鸽哨回旋，被风吹散的不仅是飘落在老宅上空的百花，还是关于古老帝国全部传统的哀婉绝唱。

失忆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症候，几乎是对于满目疮痍的憎恨，才使我们的艺术家从废墟中挣脱出来，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创造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化，它不是由大型歌舞晚会、公共雕塑、已故文人命名的文学奖来构成，而诞生于酒吧、七九八工厂、诗社、大学校园乃至秘密的网络写作之中，北京已经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北京正在复活它的人文精神。

由于文化的无根状态，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现代主义所处的暧昧状态——传统力量的不击而溃显现出它的后遗症。在北京，除了那些外国建筑师的实验作品，本土建筑师的现代建筑作品少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大量的伪包豪斯建筑并没有领会功能主义的先锋性，而总是奇怪地加上一些中庸的装饰。这种不彻底性同样显现于文学之中，八十年代的文学实验草草收场，迅速地投入到重商主义的怀抱之中。流行于坊间的文学仍然是通俗的伪现实主义，其对城市的反映是表象的饕殄。我记得有人谈到某位知名作家如何喜欢北京，如何热衷于在书中加入酒吧里的新流行词汇，快速崛起的摩天建筑是其小说的中心象征。

而真正的现代精神却是善于从迅速的城市进程中发现隐痛的，一位我喜欢的网络八零后作者、也是居住在北京的门兴格拉德巴赫这样写到：“立交桥畔巍峨耸立的摩天建筑表面也流淌着淡黄色的脓。一个化学专家小分队攒聚在它的脚下，用天平、量杯和误差丈量着癌。”——“摩天建筑上的癌”，这是现代精神最动人的时刻。

于是，艺术成为治疗的手段，它使我们与时代获得一种休戚与共之感，获得一种被分享和被强化的东西。现代主义文化也因此蕴含着治愈我们失忆症的可能。